高善文因病去世，曾任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摘要：其研究兼具市场派与学院派风格，强调因果关系与逻辑验证。

在离开国投证券七个多月后，高善文因病离世，年仅55岁。

高善文是中国券商研究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人物，他本、硕均毕业于北京大学，1995年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工作，后在“五道口”攻读博士，师从周小川。2003年，他加入光大证券研究所，进入市场研究体系；2007年转任安信证券（后更名为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是长期担任机构宏观研究的标志性人物。

过去二十多年里，高善文最为市场记住的，是他不断提出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宏观判断：资产重估、刘易斯拐点、通胀中枢、钱荒、去杠杆、房地产周期、真实增长压力。这些判断有的被时间证明，有的仍需放在更长周期里评估，但它们共同塑造了一种研究风格：从微观主体行为出发，强调因果关系，反对只凭相关性讲故事。

他也不是传统意义上只在报告里说话的卖方分析师，高善文曾连续多年在新财富宏观经济分析师评选中居前，也曾参加国务院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但在声誉高点，他主动退出此类排名，转而反思卖方研究行业的短视、拥挤和激励扭曲。

职业生涯后期，高善文因公开表达更受关注，也承受了更多争议。2024年前后，他关于房地产、货币政策、就业缺口和GDP数据的判断多次引发舆论风波；2025年11月，他从供职18年的国投证券离职。据相关公开信息，其离职前后已身体不适，并曾辗转求医，不久被确诊为T细胞淋巴癌IV期。

他曾在《经济运行的逻辑》中自嘲经济分析的难处：解释过去看似有理，预测未来却常有误差。对高善文来说，预测并非不重要，但它从不是宏观研究的全部。他更在意的，是能否在复杂经济系统中找到更稳固的解释，能否在市场波动、政策变化和人心摇摆之间，保留一点对事实和因果的敬畏。

从晋南乡村到卖方研究

高善文1971年出生于山西临汾，父亲是乡村教师。后来他谈及晋南传统文化对自己的影响，提到的不是个人成败，而是“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样的精神底色。

1988年，高善文考入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专业。那时他迷恋物理学，进入北大后最深的感受，是这里像一个“自由市场”，交易的不是商品，而是新思想。各类讲座、沙龙、聚会不断打开他的视野，他也逐渐意识到，经济学比电子学更接近自己真正的问题意识。四年后，他转入北大国民经济管理系，开始系统学习经济学。

1995年硕士毕业后，高善文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工作。这个岗位让他接触宏观政策运转，也让他更早理解经济决策背后的约束。1999年至2005年，他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国际金融专业攻读博士，导师是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

到2003年，高善文面临一个重要选择：去美国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还是留在国内进入市场机构。彼时中国资本市场仍年轻，券商研究业务刚起步，宏观研究在卖方体系中尚未成为显学。高善文最终选择加入光大证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

这个选择改变了他的职业路径。

2007年5月，高善文转入安信证券，出任首席经济学家，直到2025年11月离职。近18年的时间里，他几乎与安信证券、后来更名的国投证券绑定在一起，也见证了中国卖方研究从草创、扩张、繁荣到反思的完整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高善文获得过行业声誉的高点。自2004年起，他连续八年参加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五次获得宏观经济第一，在“远见杯”等预测评选中也多次居前。对一个卖方分析师来说，这些排名意味着客户认可、市场影响力和个人品牌。

但他很早就看到了行业的另一面。

2012年前后，高善文公开讨论卖方研究业务的结构性问题：投资者过度偏重短期交易，研究服务被迫短视；趋势行情中分析师很难坚持估值框架；行业扩张带来“产能过剩”，真正具备独立判断的人仍然稀缺。随后，他宣布不再参加此类评选，成为业内首位退出这一榜单的头部分析师。

高善文后来解释，随着年龄、经验、人脉和认知积累，参加排名的边际收益下降，边际成本上升；频繁路演、维系客户关系会占用大量时间。同时，父亲生病等家庭变故，也改变了他的生活节奏。

资产重估和刘易斯拐点理论框架

2006年前后，经过数年摸索，他提出以代表性微观主体的资产配置行为为起点，结合宏观经济和产能周期观察，推断金融市场变化方向。这套框架被他命名为资产重估理论，它关注的不是单一资产涨跌，而是在宏观环境变化中，资金如何重新定价不同资产。

2006年3月，高善文判断中国当时处在信贷扩张加速与产能过剩并存的状态，广义资产价格，包括股票和房地产，可能经历一轮大幅重估。随后A股市场大涨，他也因此被视为精准预判2007年牛市的宏观分析师之一。

当然，任何一次市场行情都不可能由单一框架解释，有批评者认为，2006—2007年的市场上涨，还与股权分置改革推进、企业盈利改善等因素密切相关，单用“资产重估”概括，可能弱化了制度变化和盈利修复的作用。

后来他又用资产重估理论解释2013年钱荒、2018年去杠杆等市场冲击。2022年前后，他也承认这套理论不可能解释所有市场变化，但认为它在解读市场脉络、提出前瞻判断方面总体有效；若预测出现偏差，事后通常也能找到外生因素上的解释。

资产重估之外，高善文另一个被反复提起的判断，是刘易斯拐点。

2010年9月，高善文团队提出，中国已经跨过刘易斯拐点，并推断这会带来两个长期影响：一是CPI中枢从此前约2%上升至3%—4%；二是CPI与PPI之间形成明显价格裂口。这个判断在当时并非主流共识，一些学者认为农业部门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另一些观点则认为通胀主要由货币决定，与低端劳动力市场关系不大。

五年后，高善文回顾称，相关预测大体经受住时间检验。2001—2010年CPI平均水平约为2%，之后五年平均水平升至3.2%，落在此前估计区间内；CPI与PPI均值差也从此前接近0扩大至约2%。

高善文不是简单看一两个宏观指标，而是试图从劳动力供给、产业结构、价格传导和通胀中枢之间寻找因果关系。宏观研究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随处可见，但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高善文反复强调，只有因果关系才能提供稳定解释和有力预测；由于经济活动复杂，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隔离变量，因此他始终对相关分析保持警惕。

2013年年中，中国银行间市场突发流动性紧张。在此之前，高善文通过货币市场利率和银行体系状况观察，提醒系统性收缩压力可能被低估，流动性风险正在积聚。事后看，这一判断具有一定前瞻性。

2018年去杠杆时期，他的表达则更具争议。他在中期报告会上批评去杠杆政策执行过程较为简单粗暴，提出应在去杠杆过程中配合宽松货币政策，让市场自发去杠杆。这一观点一度引来批评，有人认为他把机构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但数周后，部分金融领域压力显现，政策取向也在7月中下旬出现调整。

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高善文把疫情对总需求的冲击与2008年金融危机作类比，但并未极端看空外需，而是强调中国仍有财政空间和政策工具。

2021年底，他在年度策略会上判断，中国房地产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进入长期下滑，房地产行业进入剧烈供给侧调整期；同时，他也看到新型服务业、高端制造业、新能源、新能源车和计算机通信设备等领域的机会。

在《光线是可以弯曲的——关于研究方法的随感》中，高善文把研究过程概括为四步：观察现象并提出问题；提出假说和理论；从理论内在逻辑推演预测；系统搜集事实和证据，并与预测相对照。若事实支持理论，就暂时接受；若不支持，就推翻并寻找新理论。

高善文晚年在公益直播中也说，经济学家可以尽力提出相对清晰、可操作的判断，但准确预判未来非常困难，甚至几乎做不到；因为未来包含太多无法掌握和预知的因素。对此，他给出的态度是：预测重要，应对更重要。

直率言论导致的舆论风波

2024年9月，一段关于房地产和货币政策的演讲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传播，并被概括为“唯一出路是央行买房”，引发争论。随后，高善文在朋友圈回应称，去年底演讲全文被摘取一小段到处传播。

同年12月初，高善文在国投证券2025年度策略会上以《云开雾散曙光现》为题演讲。一方面，他肯定中国经济转型在产业结构上的进展；另一方面，他认为当时“周期性压力超过成长的烦恼”，消费疲软、就业结构变化和房地产深度调整仍在压制居民预期。

在这场演讲中，他用就业、产出缺口、核心CPI和GDP增速等数据进行拟合，提出疫情后就业与趋势水平存在显著缺口，并试图解释就业与产出的背离，相关表述迅速引发更大风波。

随后，他的微信公众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市场上还出现他被开除的传言，国投证券对此予以否认。此后，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通知，进一步要求行业机构建立首席经济学家管理制度，对首席经济学家参与会议、发表观点和评论进行事前报备和合规审查。

到2025年11月24日，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上已查不到高善文的执业信息。他正式从国投证券离职，没有公开告别信，也没有说明原因。外界一度猜测他是否会转向智库、学术研究或更低调的投资圈工作。根据公开信息，当时他已经求医十个多月，离职后不到一个月，被确诊为T细胞淋巴癌IV期。

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25年9月18日，以北大金融校友联合会会长身份，在2025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嘉宾欢迎晚宴上通过视频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