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说】中俄美三国元首会晤背后,全球能源产业如何博弈?
独家专栏作者 张致鹏

(张致鹏,美国印第安纳伯明顿大学公共管理学硕士、哈工大博士,深圳高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信基金会特邀研究员,擅长公共政策、宏观经济、AI产业、国际关系研究,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深圳生长:土地与城市更新》等著作四部)
11月16日,中国外交部宣布,习近平主席将于11月19日在深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国元首会晤。这将是三国元首历史上首次面对面会晤,将围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大国关系战略稳定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具有开创性意义。
此次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和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从经济角度看,大国关系改善有助于缓解地缘政治风险、稳定国际贸易与投资预期,但此次三国会晤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具有更为复杂的特殊性。
近年来,随着俄乌冲突、伊朗局势变化以及国际经贸摩擦持续演变,全球能源贸易、经济制裁与产业链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中俄美三国之间也形成了相互交织的经济利益关系。
俄罗斯是全球重要能源出口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和制造业大国,美国则同时拥有重要能源供给能力以及影响国际贸易和金融结算的政策工具。三国之间任何一方的政策变化,都可能通过能源供需、贸易成本和产业竞争等渠道影响其他国家,并形成复杂的利益传导关系。
因此,此次会晤除了可能改善国际市场的短期风险预期,更值得关注的是三国战略关系变化对全球能源贸易、产业竞争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潜在影响。
总体而言,三国之间相互交织的能源、制裁和贸易关系,为部分经济议题的协调提供了现实基础。对中国而言,更加稳定的国际关系有利于降低能源进口和外贸经营风险;对美国而言,稳定国际能源供应、减少全球市场波动,有助于缓解国内物价和部分产业的经营压力;对俄罗斯而言,维护能源出口渠道、降低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约束具有重要经济意义。三国在具体利益上存在差异,但在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扰乱全球能源供应、降低经贸政策相互冲突等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和协调空间。
能源合作已成影响三国经济关系的重要变量
近年来,受到西方对俄制裁及全球能源贸易格局调整等因素影响,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明显加深,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之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前三季度中俄货物贸易总额达到2143.1亿美元,同比增长30.6%,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3.7%。与此同时,标普全球援引中国海关数据指出,今年1至9月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日均约235万桶。
从整体对外贸易规模看,俄罗斯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相对有限,但在原油等关键能源商品上的重要性明显更高。这意味着中俄能源关系的变化,可能通过能源价格、运输成本及供应稳定性等渠道,对中国更广泛的制造业和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特别是在今年中东能源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背景下,俄罗斯能源对中国的供应保障作用进一步凸显,也使中俄能源贸易与美国对俄制裁之间的政策联系更加紧密。
能源采购与一般商品贸易之间形成新的政策联系
今年9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并于10月16日发布配套行政令,规定对于2026年10月18日及以后继续购买俄罗斯原油、天然气的全球前五大相关进口国,可以对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商品加征100%的额外关税。
尽管特朗普政府同时宣布豁免相关措施的适用,但仍保留根据后续政策变化调整豁免的空间。
这一安排反映出美国正在尝试将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与第三国进入美国市场的贸易条件直接挂钩,进一步扩大制裁政策的经济影响范围。
对于能源进口国而言,购买俄罗斯原油所涉及的经济利益,已经与其他产业进入美国市场的贸易风险产生关联。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和出口大国而言,能源采购决策可能经由美国的贸易政策工具,进一步影响机电、纺织、家具等大量与能源贸易没有直接联系的出口行业。
能源进口收益与贸易风险再平衡
对于部分炼油企业而言,采购俄罗斯原油主要考虑采购价格、油品品质、加工适配及供应稳定性,通过相对低价的原油进口获得直接经营收益。
但倘若美国针对俄罗斯能源主要进口国实施额外关税,相关政策的影响就会沿着国际贸易关系向其他产业扩散,使大量未直接参与俄罗斯能源贸易的企业承受额外经营风险。其经济后果具有一定的非对称性:能源采购带来的成本优势可能集中于部分进口及加工企业,而贸易政策调整的潜在代价却可能由更广泛的出口行业共同承担。
进一步看,相关关税即使暂未执行,其潜在适用仍可能影响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决策。对于已经投入大量固定资产、需要长期维持国际客户关系的制造业企业而言,未来政策变化的风险会增加经营成本,促使企业提高风险准备、调整供应链布局或推迟部分投资。
这意味着,大国之间的制裁与反制措施,正在通过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将原本相对局部的能源贸易问题转化为影响多个产业部门的经济风险。
从这一角度看,此次三国会晤的一项潜在经济价值,在于能否通过战略沟通降低各方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推动能源贸易与一般商品贸易形成更加稳定的政策环境。
对市场而言,关税减让固然能够直接改善部分商品的贸易条件,但贸易政策执行边界的稳定、制裁豁免安排的持续以及相关经济政策的可预期性,同样影响企业长期投资和跨境经营决策。特别是在当前国际产业链已形成深度分工、能源贸易与制造业联系紧密的背景下,相关政策调整的影响往往超出最初针对的行业和国家。
三国之间如果能够在部分经济议题上形成有限协调,其实际收益可能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减少供应链调整成本等渠道,逐步传导至更广泛的实体经济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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